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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彬:诗艺、时代与自我形象的演进

作者: 采集侠 更新时间: 2021年11月25日 16:41:10 游览量: 183

简述:

诗艺、时代与自我形象的演进 ——编年汇校视域下的穆旦前期诗歌研究 文/易彬 内容摘要:穆旦是一位对写作反复进行修改的诗人——或可归入最勤于修改的作者之列。对于穆旦诗歌

  诗艺、时代与自我形象的演进

  ——编年汇校视域下的穆旦前期诗歌研究

  文/易彬

  内容摘要:穆旦是一位对写作反复进行修改的诗人——或可归入最勤于修改的作者之列。对于穆旦诗歌所展开的编年汇校工作,应和了日益兴盛的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知识理念和作家作品校勘、特别是汇校层面的工作实践。通过审定穆旦前期诗歌的编年问题,对其中繁复的异文进行细致校读,穆旦的个人写作史、文本演变史以及个人写作与时代语境的复杂关联均能得到充分的呈现。藉此,也可以见出作品编年与汇校所具有的效应远非仅仅止于一般层面的文献整理,它能全面触及文献整理层面的一系列内容,也完全可能容纳更广泛的研究内涵,现代文学文献学本身也是一种切实有效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方法,以文献学的视野观照现代文学研究,不仅能带动文本整理的精确化,亦将带来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的更新。

  关键词:穆旦前期诗歌;汇校;文本演变;文献整理

  基金项目: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异文汇校、集成及文本演变史研究》(编号17ZDA279)的阶段性成果。

  穆旦是一个对写作反复进行修改的诗人——或可归入现代中国最勤于修改的作者之列。目前所见穆旦诗歌的总数约为156首[1],存在异文的诗歌超过130首,异文总数超过1600条——这只是新近出版的《穆旦诗编年汇校》[2]注释条目的统计结果,实际情况当远大于此,因为一条异文的注释之中往往包含了多个同类项(即涉及多个版本),而且几首改动特别大、近乎重写的作品尚不在其列,所涉范围之广、版本状况之复杂均可见一斑。

  繁复的汇校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校读工作成果。此前,我已经完成穆旦晚年诗歌汇校的校读工作[3],本篇以穆旦前期诗歌汇校为基础,将兼及作家文献整理中的若干问题;同时,本文亦将努力揭示出编年与汇校的效应并不止于文献的整理,而是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一、穆旦前期诗歌的版本谱系、异文概况与编年问题

  穆旦诗中的大量异文,有的仅仅是标点符号、语法使用或字词的变动,有的则是标题、短语、诗行、章节乃至诗歌形式的改变,有几首诗从初版到再版甚至几乎是重写。从文献学角度看,所有异文均可纳入考察范围之中。单一的、细微的异文或许并不至于造成理解上的误差,但整体视之,繁多的异动显然蕴涵了诗人美学立场或人生经验的某些重要的变化轨迹,也关涉到时代语境的某些侧面。

  1. 版本谱系[4]

  对作品汇校而言,尽可能齐全地搜集、汇校其作品的各类版本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从目前情势来看,穆旦前期诗歌版本主要是发表本和出版本。发表本从最初的《南开高中学生》《清华副刊》《清华周刊》,到各版《大公报》《文聚》《文艺复兴》《益世报》《中国新诗》《诗星火》等,总数超过了40种。出版本有4种,其中3种为生前公开出版,即1945年文聚社的《探险队》、1947年于沈阳自印的《穆旦诗集》和1948年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旗》。另一种为当时大致编定但迟至2010年方才出版的《穆旦自选诗集》(天津人民出版社)。从所录篇目来看,《探险队》录1937-1941年间诗歌24首,有15首收录到《穆旦诗集》中。《穆旦诗集》录1939-1945年间诗歌58首,又有22首收录到《旗》——该集共录1941-1945年间诗歌25首,仅有3首为新增作品。《穆旦自选诗集》则是涵括了1937年11月的《野兽》至1948年间的大部分诗作。前3种诗集由穆旦本人编定出版,自是可靠的版本谱系,但严格说来,由家属整理完成的《穆旦自选诗集》已非穆旦本人全部旨意的体现——诗集原稿是由穆旦“手抄或由书报杂志所刊登他的诗作剪贴而成”[5],据此,手抄稿或可认为是穆旦的改定稿,但发表稿的相关剪报则显然还不能同等对待。

  发表本和出版本之外,由后世学者辑订的《穆旦诗文集》虽然其版本原则受到异议[6],但终归包含了改定稿、新材料等方面的信息,也值得列入;其他的版本还有手稿数种、选本1种、书信本几种。选本的情况后文将专门涉及,书信本的情形比较简单,即晚年多封书信涉及前期诗歌《还原作用》;手稿本的情况原本是比较复杂的,从目前的情形看,穆旦前期诗歌手稿除了《穆旦自选诗集》的底本外,可能只有杨苡、曾淑昭等友人保存的数种;晚年诗歌都是据手稿整理,应有完整的手稿本。这些原本都是非常重要的版本、且具有一定的数量,但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笔者所掌握的手稿资料有限,这对穆旦诗歌的版本状况虽不致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终究是有不够完善之处。研究者总会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这也可说是一例吧。

  2. 异文概况

  以穆旦本人所编订诗集的出版为主要参照,结合诗集所录作品时限、实际的政治时段以及穆旦本人的写作境遇,可大致将穆旦的诗歌写作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7年11月所作《野兽》为穆旦的第一部诗集《探险队》的篇首之作,以此为界,之前诗歌均未入集,且未再次发表。

  第二阶段:从《野兽》至1948年间的作品,往往不止一个发表本,且大部分曾入集。

  第三阶段:1957年发表的9首诗歌,穆旦生前未入集,且均未再次发表。

  第四阶段:1975-1976年间的诗歌,均是穆旦身后发表和入集的,有手稿本、书信本、发表本以及最终整理本等不同形态。

  很显然,修改的重心在于第二阶段的诗歌。每次重新发表或结集之际,穆旦都会对写作进行或显或微的修订,这使得相当一部分诗歌存在3个或更多版本。此一阶段穆旦诗歌约为110首,仅有《园》《风沙行》等10首不存在异文。第一阶段的诗作未被穆旦收入任何一部诗集,可见成年穆旦对于这些“少作”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即摒弃不录。不过比照发表本与通行本,却还是有着不少文字差异。后两个阶段的作品产生于特殊时代,穆旦本人又较早去世,不存在较多修改也属正常,饶是如此,也还是出现了《冬》《停电之后》这般突出的修改事实。本文将第一、二阶段合称为前期,固然有美学的和政治的含义,即以新中国成立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为界限来划分;也是基于文献学视角,即作者对于写作的修改程度,以及作品本身所呈现出来的复杂版本状况。基于上述情势,可以认为穆旦诗歌之所以会出现众多版本与异文,主要肇因于穆旦对于诗歌的反复修改,也即,诗歌的版本状况主要跟穆旦本人的修改意志有关,是由穆旦本人的意志所主导的。当然,后文的讨论也将显示穆旦诗歌的版本问题并不止于此。

  可附带指出的是,穆旦对翻译也多有修改,其中也不乏复杂之处。妻子周与良在整理穆旦遗译时多次谈到修改的情况,如指出1983年版普希金《欧根·奥涅金》是在1957年版的基础上加以修改的,“几乎每行都用铅笔做的修改和新加上去的注释”[7]。研究者如马文通较早即注意到穆旦译作的修改情况。[8]后续研究则以一批译文修改实例为基础,从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译者的人生经历、中国文化的接纳等方面对其所译拜伦诗歌的修改做了更为细致的讨论。[9]在其他一些翻译行为中,如所译季摩菲耶夫《文学原理》的《译者的话》与正文,不同版本间亦有不少异文。

  诗歌和翻译是穆旦写作的两大主要文类,其他文类作品写作量小,穆旦生前从未结集出版,总体上说是缺乏修改的语境,此类作品都只有一个版本,但研究者指出2014年《穆旦诗文集(增订版)》所增补的散文存在若干文字层面的状况。[10]实际上,比照发表本与诗文集本,此前已收录的部分篇目也存在文字差异。此种情况,部分是整理者对于原文错漏的校订(但未做明确标识或编校说明),更多的则应是誊抄和整理过程中所产生的错漏。

  3. 个别诗歌的权属问题

  穆旦诗中有几首(组)比较奇特的“组合诗”,如前期的《To Margaret》《饥饿的中国》,后期的《冬》等。这些诗分多章,但各章写作时间不一,有的在发表和入集时又有分歧,其权属问题值得注意。

  《To Margaret》是第3版《穆旦诗文集》最新披露的诗歌,未见发表信息,是穆旦1944年8月抄送给曾淑昭的一个组诗,奇特处在于,该组诗共有六首,之一为《春》,之二为一首未见刊的诗歌,之三至五为《诗八首》之六至八章,之六为《自然底梦》,也就是说,它杂合了三首不同时间的、完整的诗,又从另一个组诗中抽取三章。《饥饿的中国》与《时感四首》《时感》都有关联。一开始是《时感四首》刊载于1947年2月8日《益世报》,而后,《饥饿的中国》刊载于1948年1月《文学杂志》第2卷第8期,其第5-7章即《时感四首》的第2-4章。《冬》分4章,各章内部结构多有讲究,整体结构却明显不均衡,前两章的差别尤其明显:第1章分4节,每节5行;第2章分3节,每节4行;第3章分4节,每节4行;第4章分4节,每节4行。此一状况盖因于各章并非完成于同一时间,这类信息可见于穆旦当时的书信。

  对于此类作品的权属,《穆旦诗文集》的处理方式是:(1)未完整列出《To Margaret》,而是将此前未披露过的、很可能也未发表过的第二章单独抽出,题目仍作《To Margaret》。(2)《时感四首》如旧,《饥饿的中国》仍列出7章,其第5-7章则以“存目”的方式处理,即明确标注见《时感四首》之2-4章。(3)将《冬》四章合为一首诗完整刊出。

  上述处理方式或有可议之处:(1)看起来,《To Margaret》中的各章或为独立的诗篇,或是其他诗中不可拆除的章节,而作品本身又并未发表,只见于书信场合,将未见刊的一章单独抽出,予以适当说明,是唯一的、也是合理的处理方式。(2)“存目”的方式虽是兼顾了两次发表的情况,但诗歌之权属终究显得杂糅不清,不便于阅读,也会妨碍阐释。实际上,从《穆旦自选诗集》来看,穆旦本人对此应是有过考虑,可能是倾向于将《时感》与《饥饿的中国》分开,即《时感四首》仅仅保留其第1章,题作《时感》《饥饿的中国》则如《文学杂志》版的样式,列出7章。何谓“倾向于”呢?从《穆旦自选诗集》的目录页上可以看到,《时感》这一诗题之上有“可不要”的字样。相较而言,基于独立成诗的原则,《穆旦诗编年汇校》依《穆旦自选诗集》,单列《时感》,而将《时感四首》的后3节列入《饥饿的中国》《时感四首》则不另列出。(3)《冬》的情形不尽相同,其间不涉及与其他诗篇重合的情形,也不涉及发表的问题,但从当时的材料来看,穆旦曾给杜运燮、江瑞熙、董言声、杨苡等人抄录此诗,但均只有一章或两章,从未有过四章全部抄录的情形。穆旦晚年作品都是由家属整理发表的,首次刊发于《诗刊》(1980年第2期)时即为四章合刊,这么处理一定有某种确切的理由,但结合诗歌本身的结构以及相关书信来看,也未必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实际上,《冬》的修改是穆旦晚年写作中的重要事件,相关讨论集中在第一章,与后三章基本上没有关联。

  除了上述三首(组)外,《祈神二章》(初题为《合唱二章》)与长诗《隐现》有重合的现象,也可说是存在权属问题,相关情形随后再讨论。

  4. 编年问题

  统观穆旦的全部写作,大部分作品均明确标注了具体写作日期,便于编年。此一工作基本上已由1996年版《穆旦诗全集》完成,《穆旦诗文集》虽非编年体,也在编年问题上有所精进,且后出两版对此前的一些错漏均有所订正。但总体来看,仍有少量编年不够精确的例子,有必要重新处理。

  大致说来,导致编年不精确的因素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因为文献的隐没而导致编年失误的现象。典型例子即长诗《隐现》。最初是根据天津版《大公报·星期文艺》(1947年10月26日)等处的发表信息(未署写作时间)以及《穆旦诗全集》版所署置的时间,认为该诗作于1947年8月。不过,敏锐的研究者较早时候即根据零散的信息指出“《隐现》一诗的大体内容最晚在1945年就已经写好,而且诗人对它相当重视”。[11]事实也是如此,新近发现的《隐现》更早时期的版本(《华声》第1卷第5-6期,1945年1月)即显示,其写作时间在1943年3月,即从军归来不久。据此,“1947年8月”实际上是重订《隐现》的时间。

  曾收入1996年版《穆旦诗全集》的散文诗《梦》的编年问题涉及刊物的状况。这是南开中学时期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署名“穆旦”的作品,刊发于《南开高中学生》时署“十六、十二月晚”,未署年份。现行穆旦诗文集将刊物信息署为“1934年秋季第4、5合期”,一般研究也将其认定为1934年底的作品。但细致检索原刊可发现,作为中学校园刊物,每个新学期伊始,出版干事会职员就会有所变动,人事变动、编辑的非专业性以及其他一些现实因素(如稿源不足),事实上使得《南开高中学生》存在不少出版延期、期号标识不明等现象。实际上,该刊为第1卷第4、5期合刊,而第1卷为1933年下半年开始出版,因此《梦》当是1933年12月16日所作。新文学版本学家业已指出,书刊的版本信息多有复杂之处,实物和版权页有必要仔细甄别[12],此即一例也。

  一类是诗末所署写作时间存在变更,即不同版本所署写作时间有差异,包括《童年》《在旷野上》《智慧的来临》《给后方的朋友》《旗》《城市的舞》《诗》《绅士和淑女》等。如《童年》,初刊本和手稿本均署“一九四零,一月”,初版本未署日期,《穆旦自选诗集》本和诗文集本署“一九三九,十月”;《智慧的来临》的初刊本署“一九四一,一月”,初版本署“一九四一,一月”,《穆旦自选诗集》本和诗文集本署“一九四零,十一月”;《城市的舞》《诗》《绅士和淑女》初刊于《中国新诗》时,均未署写作时间,稍后编订的《穆旦自选诗集》《城市的舞》署“一九四八,八月”,另两首署“一九四八,八月”;诗文集本一律署为“一九四八,四月”。[13]上述各诗的不同版本,所署时间有一到数月的差距。

  还有一类是未署写作时间、且无旁证可以确断写作时间的诗歌,如《出发——三千里步行之一》《原野上走路——三千里步行之二》《祭》《窗——寄日后方某女士》《悲观论者的画像》《华参先生的疲倦》《伤害》《活下去》《云》等。其中,前两首同以1938年从长沙到昆明的步行迁徙经历为写作对象,刊载于1940年10月重庆版《大公报》,从穆旦当时的发表情况来看,此前各版《大公报》已刊登其数首诗歌,表明其已有一定的发表渠道,这两首诗歌的写作时间很可能已是1940年中段。这番推断看起来有其合理之处,但终归也缺乏确切的证据。

  对于这几类诗歌,第一类自是可依据新的材料来重新编年。更多情形处理起来则有些棘手,盖因无确证而只能寻求某种策略。对于第二类作品,考虑到穆旦作品的发表周期往往并不长,更早时期的发表本所负载的时间信息应更为准确,因此可依据初刊本或初版本所标注的时间来编年,而将后出信息作为备注参考。如《童年》,即可从初刊本,认定为1940年1月。对于第三类作品,穆旦生前出版的三部诗集的编排或可参照。三部诗集特别是《探险队》,大致是按照写作时间先后顺序进行编排,部分无法确定具体写作时间的作品可以参照诗集的编排顺序而做出细微的调整——编年体《穆旦诗全集》并未完全遵照此一顺序,又未给出确切的编排理由,由此造成了一些不够精确之处。如曾收入《探险队》的《祭》,诗末未署写作时间,《穆旦诗全集》编入1939年,但《探险队》将其排在《童年》之后,本书既确定《童年》作于1940年1月,故将《祭》编入1940年,并排在《童年》之后。其他的如《鼠穴》《夜晚的告别》等诗编排顺序的调换也是基于同一理由。至于部分同期发表、但所署时间相同的,或者在某些刊物同时发表、但并没有明确标明写作时间的作品,如《一棵老树》(《文聚丛刊》第1卷第5、6期)所载《自然底梦》等3首诗、天津版《益世报》3次所载诗歌小辑(分别为4首、4首、7首)、《中国新诗》所载《城市的舞》等3首诗,均以发表时间的先后或刊物的实际编排顺序编入。或可一提的是,《漫漫长夜》一诗,未曾入集,其初刊本亦未署写作时间,但诗文集本将发表时间署为“1940年4月”,不知何据。

  此外,晚年诗歌的编年问题也比较突出。穆旦晚年作品均是本人逝世之后被整理发表的,其中约有40%的作品没有标注确切的写作时间,存在编年问题;同时,作品的编排也带有比较突出的编者意愿,“将两首写作时间难以确断的作品编入1975年,又将两个有确切写作时间的作品分别编排在1976年写作的首位和末位,中间贯穿着若干写作时间无法确定的作品,可谓是包含了某种人为的编辑意图”,“目前所见穆旦晚年写作图景乃是个人写作、时代语境和编者意愿共同融合的一种奇妙混合物”。前引关于穆旦晚年诗歌汇校的长文对此已有专题讨论,此处不再赘述。

  相较于晚年诗歌的编年问题,穆旦前期诗歌所涉及的诗歌更多,不过除了《隐现》等少数作品外,其编年问题并不算突兀,因此本文将编年后置为一种总体背景,而主要基于汇校展开——鉴于穆旦诗歌的异文非常繁复,实际讨论将予以分类,先谈各类技术性问题,再根据修改的程度次第展开。

  二、异文分析(一):各类技术性的问题

  所谓技术层面的因素,大致指各类作者本人意愿之外的因素。有些因素看起来比较明显,如语言衍化现象、书写与印刷等;有的则有其隐秘之处,有待更细致的梳理。

  1.语言衍化现象

  现代汉语衍化过程中所出现的某些现象,如繁简体、异体、通假等,均会形成一定量的异文。如“反覆”,一般即写作“反复”,这可说是跟通假和简化有关,“覆”与“複”可通假作“復”,“復”可简化作“复”。不过,检视发表穆旦诗歌的相关报刊,多写作“反覆”,也有写作“反復”的情形。其他的,如表示疑问的“哪里”往往写作“那里”,“和谐”往往写作“合谐”,“年轻”往往写作“年青”,此外,还有“做”写作“作”“像”写作“象”(“好像”)“相”写作“像”(“像片”)等。凡此,《穆旦诗文集》多半是基于现代汉语的习惯用法而径直做出改动。不过也有的复杂情形被保留,比如“底”字。“底”(音de)为助词,用法与“的”(音de)大致相同,用在作定语的词或词组后面,表示对中心语的领属关系。这种用法在现代中国较多出现,但现已基本上统用为“的”,“自然底梦”即“自然的梦”。在《穆旦诗文集》的一些此类情形中,“底”被直接替换为“的”,也有部分“底”保留。

  2.书写条件、印刷技术、新闻审查等方面的因素

  现代中国印刷条件往往简陋,文稿又为手写体,难辨的字迹或排印技术均可能带来错误。有观点认为:“我们今天对现代文学文本的初刊本或初版本的校勘,事实上常常是在纠正当初排版中的误排以至作者原稿中的笔误”。[14]诚如其言,穆旦诗中的不少异文,有些即可明显见出是当初书写或排印错误所致,如“噪音”误排为“燥音”,“急躁”误排为“急燥”,“怒放”误排为“努放”,“盛开”误排为“盛里”,“雄踞”误排为“雄距”等。对此,《穆旦诗文集》基本上是采取直接订正而不予说明的策略。

  脱字、衍字、阙文等现象也有一定量的存在。《蛇的诱惑——小资产阶级的手势之一》的初版本(《探险队》)中即有明显的错字和脱字现象:

  衣裙蟋蟀□响着,混合了

  细碎,嘈杂的话声,无目的地

  随着虚晃的光影飘散,如透明的

  灰尘,不能升起也不能落下。

  “蟋蟀”用在此处明显不当——“窸窣”看起来更为合理。令人讶异的是,初刊本(《大公报》,1940年)和《穆旦自选诗集》版亦是如此。现行穆旦诗集通行本径直订正为“窸窣”。“响着”前则是脱落一字,初刊本和《穆旦自选诗集》版均作“擦响着”,《穆旦诗文集》版则作“,响着”。更合理的做法应是从初版本作“擦响着”。

  《防空洞里的抒情诗》的初刊本(香港版《大公报》,1939年)结尾的两处阙文则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谁胜利了,他说,□□□□□□?

  我笑,是我。

  当人们回到家里,弹去青草和泥土,

  从他们头上所编织的大网里,

  我是独自走上了□□□□□,

  而发见我自己死在那儿僵硬的,

  满脸上是欢笑,眼泪,和叹息。

  对照后来的版本,前一处阙文为“打下几架敌机”,后一处为“被炸毁的楼”。看起来,初刊本的阙文应该是和新闻检查有关,即用空格符号替代了一些看起来有些敏感的表达象。当期所载厂民的《龙游河之歌》有6处文字、曾逎敦的诗歌《送征人》有两处文字被“□”代替。

  3.标点和排版

  在不同版本中,标点的异动可谓非常之多。主要出现在行末,部分属脱落或衍出,或属排版误,如“,”作“;”或“。”,“。”作“;”或“!”,等等;也有的是现行通行本依据现代汉语的表达习惯所做的改动,如诗行之中的名词间的“,”多被改作“、”。

  排版方面的状况大致有二:其一是过长的诗行的排版问题。《一九三九年火炬行列在昆明》《隐现》《我歌颂肉体》等诗,部分诗行偏长,明显超出了一般书报刊版式的一行所能容纳的范围。检视各类版本(从早年的期刊到《穆旦诗文集》),其做法倒是基本一致的,即照一行所能容纳的最大字数来排,多出的部分另起一行,但由于各个版本一行所能容纳的最大字数并不相同,实际版式也就有所参差。其二,行首空格的问题。部分诗行非顶格排版,行首有一到数字的空格,在不同版本之中,空格亦有差异。总的来看,标点、排版等方面的情形基本不会影响阅读和理解,也不具备诗学的考虑,但也有比较微妙的情形在,比如《我》的第3、4节:

  遇见部分时在一起哭喊,

  是初恋的狂喜,想冲出樊篱,

  伸出双手来抱住了自己

  幻化的形象,是更深的绝望,

  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

  仇恨着母亲给分出了梦境。

  梁秉钧指出:“第三段最末一行至第四段第一行是唯一跨行句,如果孤立地读是‘伸出双手来抱住了自己’,是自我封闭的态度;如果连起来读是‘伸出双手来抱住了自己幻化的形象’,是向外投射、寻觅、求证,结果‘是更深的绝望’。这里诗人巧妙地利用了跨段跨行的欲断欲连,写出自闭和外求的两难之境。”[15]这是非常好的识见。纵观穆旦的写作,将分(跨)行处理得如此精妙的情形并不多见。该诗的不同版本中异文不多,且不涉及分行的问题,但初刊本(重庆版《大公报》,1941年)“伸出双手来抱住了自己”一行,行末多一个标点,而且是一个“。”,如是,则第三段最末一行至第四段第一行的情形为:

  伸出双手来抱住了自己。

  幻化的形象,是更深的绝望,

  实际上,初刊本前3节最末一行行末均作“。”,其余各版则是前两节末作“,”,第3节末没有标点,即梁秉钧所讨论的情形。这番异动究竟是穆旦本人所为还是手民的误植,自是已无法确断,但从结果来看,初刊本如是处理,标点前后统一,但诗行也被明确划开——“自己”与外界的关联被完全切断,这对诗歌的读法及其意义生成均有影响。后出版本去除标点,分(跨)行的诗学意义才得以凸显。

  4.作品誊抄与后出版本

  作品整理誊抄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字差异也有必要单独一说。《野兽》之前的作品均只有一个发表本,对照《穆旦诗文集》,其间所存在的文字差异,部分可看作是编者对于文字讹误的订正;部分则很可能是誊录或排印之误。以较多刊载穆旦最初的诗歌创作的《南开高中学生》为例,初版《穆旦诗文集》曾误将刊名写作《南开高中生》,且所录诗歌,文字、标点、分行等方面的状况亦不少。后两版《穆旦诗文集》订正了部分错漏现象,但仍有少许类似的情形在。

  《野兽》之后的诗歌亦有类似情况,那些未曾入集的诗歌的相关文字差异可确断是文字整理过程中所衍生的错讹。如《出发——三千里步行之一》《穆旦诗文集》版的差异多达14处,如“丛密”作“浓密”,“丰美”作“丰富”,“急滩”作“急流”,“流汗,挣扎”作“流着汗挣扎”,“薄雾”作“浓雾”等;其他的如《原野上走路——三千里步行之二》《漫漫长夜》《悲观论者的画像》等,均有数处状况。那些曾入集的诗歌,有的文字差异似也可归入此类,但目前缺乏足够的证据,不便论断。

  《穆旦自选诗集》以穆旦本人所编定的材料为基础,列出了不少异文,旨在呈现穆旦写作的修改状况,情形又不尽相同。总体来看,对穆旦诗集的编排而言,这是一次新的尝试,部分包含了汇校的性质,其整理者也有意识地突出了这一事实; 但严格说来,其辑校原则尚有待完善。《后记》称“为求版本可靠”,“审校极其慎密,单字及标点均不放过”[16],但这一辑校原则并没有把握好。大致而言,所存在的状况有二:一是编者所依据的仅是部分材料,仍有不少重要版本被遗漏;二是就实际校勘而言,也存在不少异文未出校的现象,且在校本的指认上偶有失误。从版本的角度来看,文献辑录、整理过程之中所出现的这类状况无疑是值得注意的现象——由后人所整理完成的选本往往存在此类或显或微的问题,此即一例也。

  进一步看,就一般情况而言,《穆旦自选诗集》所录诗作量大且有明确的修改举措,明确包含了穆旦总结此前写作的意图(这一话题后文仍将涉及),有着定稿本的性质,但从实际出版物中所存在的诸种状况来看,当年的编订工作显然并未最终完成,并不足以视其为定稿本。廓大来看,鉴于穆旦1977年初即去世,无力对其后期诗歌以及诗歌(总)集进行全面修订,这意味着就总体情况而言,穆旦诗歌并不存在定本(“最终修订稿”)的概念。

  三、异文分析(二):标题与字词的异动

  标题和字词的异动看似细微,其中也是多有深意。

  1.标题

  标题的异动多来自第二阶段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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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易彬:诗艺、时代与自我形象的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