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成而缀题”到“先立题后赋诗”

原标题：从“诗成而缀题”到“先立题后赋诗”

　　诗经画意关雎 冯远

　　杜甫诗意图 陆俨少

　　 我们现在的诗歌都是有题目的，最初的诗歌却并非如此。从命题角度考察，中国诗歌的发展经历了从先有诗后立题到先有题再作诗的两个阶段。

　　“先有诗而后标题”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305篇。回到《诗经》的历史现场，撇开文本内容不论，单是题目就很复杂。顾炎武在《日知录》“诗题”条中说：“十五国并无一题，雅颂中间一有之。”也就是说最初《诗经》十五国风都没有题目，雅和颂中只有极少数篇什才有题目。可见那时的诗歌，无题乃是主流。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的《诗经》文本每一篇都有题目，但都是因为称引的需要而加上去的。

　　 由谁加上去的呢？顾炎武说：“《三百篇》之诗人，大率诗成，取其中一字、二字、三四字以名篇。”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三百篇》《古诗十九首》，皆无题之作，后人取其诗中首面之一二字为题，遂独绝千古。”顾炎武语焉不详，袁枚则明确指出《诗经》和《古诗十九首》各篇题目乃是后人所追加的。尽管两人语言表述不一致，但对先有诗后有题的认同却是一致的。至于诗题字数，两人说法略有出入，当以顾炎武所说为是。《诗经》中以一字名篇的，有《氓》《板》《荡》等；二字名篇的很普遍，如《关雎》《蒹葭》《桃夭》等都是如此；三字名篇的有《麟之趾》《摽有梅》《扬之水》等；四字名篇的有《何彼秾矣》《鹑之奔奔》《君子阳阳》等。至于如何加上诗题，理论化的表述便是“摘字名篇”，也就是以每篇第一句开头几个字作为题目。这样命题，文本固然有了称引符号，但往往由题目看不出诗歌内容。方玉润在《原始诗经》中说“其名多可移易”，也就是换个题目也无妨。劳孝舆则在《春秋诗话》中指出：“学者生千载后，不得起千载以上之人而请业焉。事在渺茫而强为之题，牵诗以就我，则有题已无诗，不如无题而诗尚在也。”

　　 于诞生之初无标题的，从文类上看非独诗歌为然。郭沫若在《读〈随园诗话〉札记》中说：“古时非先有题而后作诗，乃先有诗而后标题。文亦犹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之三百篇、十九首，词之五代、北宋，皆无题也。”这表明了先秦散体文章、五代与北宋时期的词，多为无题之作。特定时期的诗文无题，自有其历史原因。但是“自《花庵》《草堂》每调立题，并古人无题之词亦为之作题。如观一幅佳山水，而即曰此某山某河，可乎？”对于穿凿附会、削足适履的立题方式，王国维很不以为然，甚至指斥“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

　　“汉魏以下，有题方有诗”

　　 汉魏之后，中国诗歌经历了一个转捩点，先立题再写诗成为了一种普遍的创作方式。袁枚将其概括为“汉魏以下，有题方有诗。”清人田同之在《西圃诗说》中道：“古人作诗，先有题而后有诗，未有诗成后以题强肖者。”其中“古人”一词指代不明，细究起来指称汉魏以后诗人才符合“先有题而后有诗”的历史事实。至此，中国诗歌的发展，从命题方式上看，便经历了从“诗成而缀题”到“先立题后赋诗”的转型。

　　 先立题再赋诗，诗歌当围绕题目来写，题目就成为了诗歌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也导致了诗题呈现出随时代发展而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明代周叙在《诗学梯航》“命题”条中说：“魏晋诗人赋咏篇什，无藉于题，特立题以纪辞耳，其语甚简。”“宋齐以往，渐加繁细。”以至于诗题明显变长，不再像《诗经》作品那样局限于短题。而随着诗题变长，创作时间、创作缘起、歌咏对象以及诗歌体制等，都可以在诗题上得到反映。到了唐代，诗题愈加精密。“一诗之意，俱见题中，更无罅隙。其所长者，虽文采不加而意思曲折，叙事甚备而措辞不繁”。“宋人命题，虽曰明白，而其造语陈腐，读之殊无气味。”“元朝诸公承宋旧染，互相传袭，自非确然有识论，不溺于流俗，而或自拔于晋唐者，几何人哉？”宋代诗歌命题遭到贬低，甚至元人诗歌命题的不尽如人意，也被认为是受了宋人不良影响所致。周叙所论，虽然不尽准确，但体现了对诗歌命题特色历时性的综合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