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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明:我的读研岁月与唐圭璋等先生

作者: 采集侠 更新时间: 2021年11月25日 06:15:34 游览量: 81

简述:

【编者按】 杨海明,1942年生,苏州人,1960—1964年就读于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1978—1981年进入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师从著名词学家唐圭璋先生攻读硕士学位。现为苏州大学教授,

  【编者按】

  杨海明,1942年生,苏州人,1960—1964年就读于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1978—1981年进入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师从著名词学家唐圭璋先生攻读硕士学位。现为苏州大学教授,曾任中国韵文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现为中国词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出版专著《唐宋词风格论》《唐宋词史》《唐宋词美学》《唐宋词与人生》等。近日《词学与词心》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中包括杨海明的人生自述与他记录的唐圭璋先生讲授唐宋词的听课笔记。澎湃新闻经授中华书局授权,摘发其中部分内容。

  初到南师

  1978年10月份,我到南师报到,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从一个农村的中学老师,进入高等学校,读研究生,走上了从事科研这样的一个道路。当时招研究生是很严格的,南师大整个一个学校,只有教育系的高觉敷教授,有名的心理学家、泰斗,有资格招,以及中文系的唐圭璋先生和孙望先生联合招,还有徐复先生,招古汉语。就这么,一共是三组。本来招的是我和孙映奎,我学宋词,他学唐诗。后来因为考的人多,人才多,大家就提出来能不能扩招?这样就多招了几位,有钟振振、王锡九和吴伟斌。还有一个姓丁的,可惜,进来半年,有病退学了。那么我们就是五个。古汉语呢,徐复先生招了吴金华、王继如、朱声琦。吴金华和朱声琦现已过世了。啊,日子过得很快,你看,他们两个已过世了。那么高觉敷呢,他是教育系,招了两个。当时整个南师大一共是十一个研究生,跟现在不好比。我们十一个人一共就分为三个宿舍,就门对门的。我跟孙映奎、钟振振、王锡九住在一个宿舍里面,都是双层床,四个双层床,上床放箱子、被子,下床睡觉。另外再加一个双层床,放公共的脸盆,条件非常艰苦。去了以后呢,当时非常重视,因为是头一次招硕士生。进去不久就开会,院长、党委书记、教务长统统都来参加我们的座谈会,接见我们。那时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是杨巩,本来是江苏师院的老院长,“文革”以后调到南师大,书记兼校长(院长),噢,这个老干部,非常的好,亲自接见我们,后来答辩的时候,他也亲自来参加我的答辩。现在我们苏大的吴企明、王永健这些老先生,谈到杨巩,没有一个不说他好的。杨巩亲自和我们开座谈会,十一个硕士生大家都发言,他们发言个个都是慷慨激昂,为国争光,攀登科学高峰。我呢,最后一个发言,我很低调,我说我考研究生有一个私人目的,因为我父母亲在苏州,我父亲身体不好,九死一生活过来,所以我读研究生是想毕业以后可以回到苏州照顾父母。大家听了以后都哑然失笑,别人都慷慨激昂,你这个人怎么讲这些话?我讲话很直率。讲完了以后宣布了,整个大组,现在相当于研究生会,那时一共十一个人,“大组长杨海明”。啊,怎么是杨海明?叫我当整个的负责人,简直开玩笑了。后来么就开始了我们的学习生活。

年轻时的杨海明先生

  刚刚进去的时候呢,唐老与我们见了一次面,唐老是1901年出生的,1978年78岁,已经老态龙钟了,瘦弱得不得了。他讲话轻声轻气的,跟我们谈了一次。然后呢我们到他家里拜访了一次。头一年基本上没有上课。他就讲,你们呢,回去把《唐诗三百首》好好背背,把《宋词三百首》背背,再补补课,把《诗经》《楚辞》读读吧,就这么完了。第一次见面时间不多,因为他身体不好。孙先生当时比唐老小12岁,66岁,他是系主任,他抓得比较多。他底下还有一个秘书叫吴锦,管我们的。唐先生的助手叫曹济平,是系的副主任,曹老师非常好的,他和吴锦两个人是实际上管我们的。头半年就回去读《唐诗三百首》吧,哈哈,没有讲什么课。那个时候正好刚刚粉碎“四人帮”,1978年的时候正好思想解放运动,整个社会关注点不在学术,而在思想解放,那时正是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会前后,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当时叶子铭在南大做一个报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来传达内幕消息。噢,乖乖,不得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要打破禁区,把以前的极“左”思潮扭转起来。后来有些非常有名的作家一路上游说,到南京做报告,大家都跟着去听啊。噢,这个时期群情激昂啊,思想解放,不得了呀。所以那时我们读书呢,并没有专心搞古典文学,整天就看什么书呢?刚刚粉碎“四人帮”,解放了,禁书都可以看了。当时出了一本有名的书叫《重放的鲜花》,就是把1957年打成“右派”的这些作家,比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啊,全部出了,还有陆文夫的书,那时候我们整天就是钻图书馆看这些书。跑到图书馆呢,解禁了,胡适的书也可以看了,那个时候看了他的那个《词史》。啊哟,有这么样的书呀,思想这么解放,跟我们老先生讲的“温柔敦厚”啊,完全不一样的路数。所以胡适的书,那时候也可以开放了。还有就是看遇罗锦写她哥哥遇罗克的那些书,看了眼泪都流下来了。那时候心不在焉,全部都在看这些新出的书。

  后来唐老身体好了,开始带我们走上学术轨道。他跟孙望先生商量后,请名家给我们讲学,很多很多名家,一批批来讲。我现在查了一下我的这个听讲录里面,孙先生头一个讲,讲《诗经》。孙望先生治学严谨,他很少写东西,但是他为了要讲《诗经》,用蝇头小楷写了厚厚的一本《诗经》的小册子。整个《诗经》讲得非常规范,非常严谨,讲了不止一次。接下来呢,哪些人来讲呢?宛敏灏先生,安徽师大的词学专家。宛敏灏先生讲了很多很多,关于词的许多知识,详详细细地讲。他是研究张孝祥的,也是词学名家。讲完了以后呢,程千帆先生来给我们讲。他本来是大“右派”,以后总算平反了,平反以后就恢复了他的公民身份。他与孙先生在大学里的时候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常任侠,他们一起编新诗选的。孙先生年轻的时候是诗人,写新诗,后来搞古典文学的,研究元次山,成为唐诗专家。那时请程千帆先生讲课,他是另外一种风格,一边抽香烟,一边谈笑风生。程先生厉害,他思想敏锐,看问题犀利。后来有一个作家来做报告,我坐在他边上听讲,他就评论。我说乖乖,程千老他在政治方面是很有见地的,不是光光做学问的人,他政治上的看法是很敏锐很深刻的。程先生给我们讲课,讲的是唐代的科举制度跟唐诗的关系,以史证诗。特别是讲到行卷问题讲得非常好。休息的时候他让我们提问题,我就提了一个非常外行的问题:“清朝以来这么多的专家研究宋词,都快研究完了。而你们这些前辈又是这么样的学术深厚,你们都研究完了,我们还有什么好研究的呢?”我就提了这样一个幼稚的问题。哈哈,程千老笑了,他说:“问题是永远会有的,是无穷尽的,只要你们读书就会发现问题。”这话他讲了好多次。当初孙先生原想把他引进到南师大,南师大到底胆小,没有这个魄力呀。后来给匡亚明知道了,他是南大的校长,资格老,级别高,他拍板把程千老引进南大。后来南大不得了,他进去以后,古代文学不得了了,招了这么多才俊,莫砺锋为首的,底下好多好多。要是他当初退休的话,就埋没掉了。所以这是南师大很大的一个失策。也不能怪孙先生,孙先生推荐了却没有用才到南大的。除了程千老给我们讲课,还有很多人来讲课。如卞孝萱先生,他讲了很多唐代的历史,因为他本来是研究历史的,是范文澜先生的助手嘛。再有呢,周勋初先生,杨明照先生,研究《文心雕龙》的,也请得来讲的。还有江苏师院的尤振中先生也来讲李贺。还有很多人呢。

  接下来讲讲孙望先生,孙先生治学非常严谨,他做事情是中规中矩,到位得不得了。所以对孙先生我们是非常地钦佩和感动的。他年轻的时候生过肺结核,开刀之后把肋骨去掉六根,后来又是胃切去三分之二,走路都气喘,还给我们上课。他最后去世的时候是1990年,我正在美国开会。怎么去世的呢?当时他正在看肖鹏的博士论文,正好有两个中年教师,外地的,跑到孙先生家里,请他写一个评审材料,写到一半,孙先生脑溢血过世。你看多么可惜呀,我那时在美国,也不知道,回来以后,啊,已经过世了,未能见到最后一面。

  以学术为生命的唐老

  宋词呢,是唐先生自己讲的。唐先生他后来身体好了一点,开始讲,讲话呢很轻。他怎么上课的呢?他不像我们坐在讲台前讲,他背靠一张床,床上叠了两条厚被子,他就靠在被子上讲课。听课呢,我们六个研究生,后来走掉一个,剩五个研究生。讲课时前面两个听得到,后面三个听不大到,我往往坐在最前面,前边放一个桌子,我就记,后边几个人听,勉强听,因为唐老声音低。回去以后我把讲稿整理给大家看。现在这本讲稿还在,另外一些人的讲稿我找不到了。唐老呢,就是这样讲的,慢慢慢慢讲,一次一次讲,很累很疲惫,声若游丝,我们就围坐在他跟前听。从唐五代讲起,讲北宋,讲南宋,大概讲了好几次,记不起了,他总体地讲下来。唐老对老师非常尊重,每次提到他的老师吴梅,就称“吴梅师”,尊敬得不得了。一讲到老师,他就动感情了。抗战的时候,吴梅先生逃难逃到云南,死在云南大姚。吴梅的学生李一平,也是唐老的同学,新中国成立之后做过国务院参事,帮他料理后事。后来我到苏州工作,唐老还专门关照我,你要到苏州蒲林巷吴梅先生家里去看看,因为他家里的房子在“文革”中给人家霸占了,不知有没有落实政策。唐老又写了好多信,写给苏州市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市政协副主席谢孝思,他是知名人士,请他来帮忙。还有俞明,苏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原来是南师中文系的总支书记。我都把信带给他们的。当然后来有没有落实我不晓得,因为不是一个人的力量能解决的。我也亲自到蒲林巷去过。所以唐老讲,他的老师是吴梅,是苏州人,而你也是苏州人,这个里面有缘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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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杨海明:我的读研岁月与唐圭璋等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