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元曲，元代还有文学么？

       历史从一堆茫无头绪的档案、一堆纷繁杂乱的史料变成我们可以理解的过程，需要经过整理和叙述。这个过程既是淘汰又是保存，既是记忆又是遗忘，一切都取决于选择和发现。发现一些人和事，选择一些场景和时间，完成一个有意义的语言建筑，那就是历史。有许多人和事在时间中存在过，但只有很有限的一部分能成为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史上的元代，可以是一个舞台和一本书（《录鬼簿》）的元代，也可以是一个阁和一群人的元代。自王国维以来，学者都在勾绘那个一个舞台一本书的元代，而邱江宁则为我们描述了一个阁一群人的元代。
       如果说文学史研究的着眼点可以抽象为点、线、面三个结构要素，并对应为作家、时段、群体三种研究视角，那么文学史研究的进步，我认为主要取决于面的研究。因为文学史的运动是以群体为基本单位，像冰河那样在冰块的碰撞中奔涌、流淌的。在以往的断代文学史研究中，元代一直是较薄弱的环节——这不是说研究者对元代文学关注之少，而是指注意力都集中在戏曲方面，诗文很少被触及。而关于元代文人群体的研究，更只有徐永明《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杨亮《宋末元初四明文士及其诗文研究》（中华书局，2008）等不多的几种专著，学位论文也都集中于江浙一带文人集群的研究。这与六朝、唐宋文学研究中流行的集团、群体研究形成鲜明的反差，也暗示了两者学术积累的差距。
       问题还不在于简单的数量对比，唐宋文学中的群体研究不仅涉及作家的地理空间分布，还涉及作家在政治格局中所占的位置和所扮演的角色。台阁、文馆、州郡、幕府不同层次的官僚文人及其相应的创作活动都得到细致的研究，而元代文人群体的研究只涉及地域。这不是研究方法和观念的问题，完全是学界整体投入的问题。在“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传统观念笼罩下，学界对元代文学的观照长期以来主要投向戏曲，诗文研究明显滞后。但元代诗文被忽略是毫无道理的，经过近年的整理，享国不到百年的元代，诗文作品存世量之多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仅诗歌即有约十四万首，比《全唐诗》三倍还多。面对如此丰富的原始文献，再看现有的元代诗文研究，就不能不感慨现有研究的薄弱。                
       但最近几年，元代文学研究明显给人趋暖的感觉，有分量的论著不断出现。其中邱江宁的《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研究》（下引仅注页数），是我看到的一项重要成果。奎章阁作为天历中元文宗收藏图书、古董以供他和侍臣讲论、清玩的场所，一向只为治文献学或美术史的学者关注，台湾学者姜一涵著有《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一书，考察了奎章阁的官制及相关文献，关注的重点是它作为书画鉴藏机构的意义。
       而邱江宁在研究中注意到，元文宗再度即位后，为了加强自己的政治势力，有意识地将奎章阁学士院提升为正二品机构，下辖群玉内司、艺文监等职司，人员从六名扩充到八十余名，并领修《皇元经世大典》，在他执政期间扮演了极其重要的政治角色。虽然随着元文宗的去世，奎章阁被改为宣文阁，职能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在天历二年（1329）到至元六年的（1340）近十二年间，“这个机构曾经聚集了当时元代文化界、政坛最重要的人物，也曾一度使元代文化建设和文学创作、艺术收藏和鉴赏事业相当繁荣”（第3页）。综观元代诗文的总体发展脉络和创作格局，邱江宁逐渐确立起“元代诗文发展、繁荣的真正主力军和推动者，主要是以馆阁文人为核心的奎章阁文人群体”（第2页）的认识，率先发表《奎章阁文人与元代文坛》（《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一文，对相关问题做了探究。又经过几年的努力，她终于拿出一部厚实的专著，就奎章阁文人群体的文学活动及其对于元代文学史的意义做了全面的论述。
       全书的论述流畅而充满自信，让人感到作者对自己的研究有着清晰的意识和明确的定位，那就是立足于描述奎章阁文人诗文创作的时代背景、社会心态以及这个群体对时人的实际影响，“期望呈现一个非常独特的馆阁群体、呈现他们很不一样的创作内容以及非凡的时代影响”（13页）。这些内容是以往的研究所忽略的，容有较大的开拓余地，但如何在一个较短的时段内展开这些对于元代文学史很关键的问题，仍然是艰巨的任务。邱江宁首先在绪论中辨析了奎章阁文人与元曲作家群活动的年代差异，从而在作家代次及文学趣味上将他们从文学史中剥离出来，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划出较为清晰的界线。这对于群体研究是非常必要的。然后分上下两编，分别对奎章阁文人群体的文艺理论主张与复古思潮的关系、创作实践的多民族特征与元代中期文坛的南北融合问题展开研究。作者通过自己的论述表明，这两大问题不仅是奎章阁文人群体研究的核心内容，也是整个元代文学史研究的焦点所在。这些在历来研究中较少被触及的课题的提出，不仅凸显了作者的学术眼光，同时也奠定了整个研究创新的可能和基础。